践行“三严三实” 服务地方经济
但是，如果私主体的动力和压力不足，市场机制就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
外部效力和内部效力的区分也颇为一厢情愿，毕竟现实中，大部分内部规则都有溢出效应，都有可能对外发生效力。行政拘束力来源于行政权本身的权威性。
再如，我国《立法法》修订之前，相同层级的设区市人民政府，因为政治地位不同，其所制定的同样内容的文件在效力和地位上完全不同。在行政机关制定的规则中，占据核心和主要地位的便是技术规程和标准。在美国，根据学者的考察，立法机关会通过法律授予行政机关规则制定权，而且主要通过授权法进行。行政规则的效力决定其在整个法秩序中的地位，同时也制约着行政规则与其他法现象的关系。[87] 第二，行政规则建构外部秩序。
解释性规则主要用于解释现存立法，一般不含新法。[73]See Sheila Jasanoff, Science and the Limits of Administrative Rule-Making: Lessons from the OSHA Cancer Policy, 20 Osgoode Hall L.J.536, 553(1982), P.550. [74]See Gillian E. Metzger, Administrative Constitutionalism, 91 Tex. L. Rev.1897(2013), p.1900. [75]参见前注[32]，罗尔斯书，第173页。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类的哲学也出现在中国主体性哲学研究者的笔下，高清海在1990年代后期的作品中，运用类的哲学的思想反思个体本位的学说，从人类历史的角度，将类属性或类存在的实现界定为马克思所说的人的社会发展的第三大形态。
与此同时，集体性的权利也开始淡出权利理论的中心，个体权利的话语开始流行开来。[56] 如果说在1980年代末期权利本位论诞生之际，主体还不过是限制在实定法框架之下的主体，那么，在权利理论此后的发展中，主体开始越出法定权利的限制，应有权利的概念表达了一个存在于实定法框架之外的主体。纵观各个时期不同权利理论研究者的作品，可以看到，权利主体性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达，权利从一个表达个体自由选择的概念，逐步发展为一个依赖于共同体、依赖于他者的有着内在结构的概念。在张恒山看来，孤岛生活根本不能产生法律规则。
权利的社会化是伴随着福利权和发展权等新型权利的出现而展开的论题，这些权利不同于此前的权利。文中明确说到，权利本位范式的出现和成熟，预示或标志着一种法哲学流派的形成或诞生。
只有在一个由第三方参加进来的三人社会中，才存在法律规则，这些规则建立在全体社会成员的良知的基础上。当代中国权利理论的兴起与主体性哲学的兴起相伴随，也随着我们对于主体性的认知而逐步深化。尽管苏力强调复仇的理性或文明因素，但离开了这一复仇制度背后的个体性预设，他的结论就显得荒谬。显然，程序性的权利理论强调权利的核心应该是通过程序建构起来的成员之间的认同，正是基于这种认同，权利内部开始产生出一种共同体要素。
对权利研究者来说，这篇文章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因此，他显然是出于帮助他人实现权利救济从而得利的动机而实施救济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张恒山这一时期使用笔名北岳发表文章。[21]在张文显笔下，主体性概念和权利概念开始明确地结合起来，他认为：在‘人权的主体和‘主体的人权等概念组合中，‘主体既指权利的‘载体、‘承担者、‘享用者，又指具有某种自主性、自为性、自觉性、自律性、主动性、主导性的个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2000年前后，权力概念成为中国法学者关注的对象，权力不再是之前展示给我们的那种单一的、仅仅需要被约束的公法形象，而是出现了新的权力形态，权力开始获得一种正面形象。由此造成的困境是，假如权利自身不具有塑造共同体的能力，那么就很难从权利的自我救济出发，塑造没有司法的法治社会。
在这里，权利主体同人民的概念结合，产生出了一个崭新的民权概念。[6] 这是怎样的一个权利主体？他拥有的选择和自由是一种怎样的选择和自由？在郑成良提交给长春会议的参会论文《论自由权利——简析自由概念在法理学中的含义》一文中，可以看到对上述问题的初步回答。
结语 当代中国权利理论在逻辑上转向对共同体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又回复到了1980年代末期权利理论研究者有关权利的思考。尽管在2000年左右，中国法学界还没有出现一种系统的有关权利冲突和滥用的理论，但若斯兰有关权利相对性的理论和对于权利滥用问题的思考，在某种意义上回应了时代的变化。权利必须要表达这个主体的需要，现实存在的法律规范已经满足不了这个从法律的范围中解脱出来的主体的需要，当代中国权利理论开始迎来一个批判的时代。具体来说，权利等同于具体语境中当事人提出的要求，等同于他们的利益主张，等同于所有类似于秋菊式说法的东西。[49]这就意味着，权利自身有一种塑造秩序的功能，在没有司法救济作为手段的地方，权利有一种实现自身的能力。当代中国权利理论的兴起正在于确立个人的主体性，或者更准确地说，在法学理论中首次确立权利主体的正当地位。
[11] 在郑成良描述的合乎理性的法律制度中，人是一个有着自主选择的人，这也正是张文显笔下的那个能够在法定范围内表现意志、作出选择并从事一定活动的自由的权利主体，这个主体的自我选择在这里得到了尊重。他明确意识到，任何一种权利都存在运用和行使的限度问题，他在表达这个限度的过程中，凸显了个体的关系属性。
因此，对于这种权利而言，共同体就不是从权利外部去寻找，而是蕴含在权利自身的结构之内，从而可以解决权利与正义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问题。[58]其二是西方1980年代以来兴起的社群主义对权利的思考，它主张一种不同于以个体权利为中心的权利学说，即一种着眼于关系或者说共同体的权利学说。
[27] 在这一时期，权利等同于个体的资格、利益、主张，甚至可以说等同于与个体相关的一切内容。也因此，他越来越不信任公共权力，也越来越发现自身的孤独。
不过，在《义务先定论》中，这一权利赖以为基础的共同生活的面向并未得到充分揭示，尽管这里已经出现了三人社会的初步设想。对权利概念而言，正是这种情感价值，使我们转换了观察当代法学的眼光，即从集体的理想价值转变到了主体自身的价值，回到个体自身的感受，并由此出发去寻找权利、义务以及其他法律概念的真实根据。这一时期的权利理论研究者们开始注意到中国传统政治法律思想中的民本论的思想资源，并将这种资源同现代权利结合。[26]而在此前，他对于权利理论中的个体的界定却是：我们所说的‘个体也不是人格化的个人或绝对的自我，而是普遍的、‘一个个具体的个体，是体现着个人、集体和社会统一的个体。
苏力有关权利问题的最新论述，参见苏力：《公民权利论的迷思——历史中国的国人、村民和分配正义》，《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5期。一旦权利成为现实中的个体诉求，苏力笔下的秋菊就同传统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中的多篇文章都与权利相关，例如《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一文基于本土资源对西方式的权利进行了反思，《〈秋菊打官司〉的官司、邱氏鼠药案和言论自由》一文集中关注权利冲突问题，《读〈走向权利的时代〉》对夏勇等人的权利思考进行了批判式回应，这些文章相对集中地表达了苏力对权利问题的独特思考。[35]正是在此基础上，张恒山针对法律权利给出了如下定义：法律权利是法律主体为追求或者维护某种利益而进行行为选择、并因社会承认为正当而受国家承认并保护的行为自由。
这篇文章对权利本位进行了如下界定：权利本位是指这样一种信念：只有使每一个人都平等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人权），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为了而且仅仅是为了保障和实现这些平等的权利，义务的约束才成为必要。[5] 从长春会议的重要参加者和组织者张文显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权利本位论出场之际有关权利的概念化分析。
[14]张文显：《关于权利与义务的思考》，《当代法学》1988年第3期，第15页。但是，人类的生存状态、生活状态不是如此，即使有极个别的人单独生活在荒岛上，但对于人类的大多数来说，是生活在人群之中的，是生活在人与人的关系体系、关系网络中的。2005年，张文显、姚建宗再度将权利本位纳入到当代中国法学理论的发展史中考察，参见张文显、姚建宗：《权利时代的理论景象》，《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5期。在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面前，利益的交易与换算掏空了共同体的伦理价值，必然会带来人们对于共同体生活的深刻思索。
[16]文正邦、程燎原、王人博、鲁天文等：《法学变革论》，重庆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9页。比如，严海良明确反思以个体作为主体的权利理论，在他的笔下，权利主体成了一个关系性主体，这明显是在哈贝马斯的交往伦理学的基础上发挥出来的权利观念。
[50]参见沈其之：《对权利本位的法理思考》，《学海》1992年第4期，第62页。这个被纳入到了权利内部的共同体，也就是被纳入到了权利话语中的民本话语，摆脱了传统的权利观单纯着眼于个人的利益、资格、主张，而进入到了对一个体现权利价值的良好秩序的思考中。
[24] 权利等同于主体的权利，也就是作为个体的人的权利。尽管主体性概念在1980年代得到了发挥，但这个概念被明确地吸收到法学理论的范畴中却是在1990年代初期，张文显对主体人权的理解，明显受到吉林大学高清海先生倡导的主体性哲学的影响。